《西南联大逻辑学通识课》第一章上
作者是金岳霖、殷海光师徒二人，也是逻辑学家、哲学家，同《简单逻辑学》作者一样简介一样。感觉逻辑学研究多了，顺便也会成为哲学家。
1937年殷海光17岁上高中时期就受到金岳霖点拨，就翻译了西方的逻辑学著作《逻辑基本》。逻辑学主要来源于西方，旧时代中国缺少逻辑学。书中作者也曾揶揄道，中国书生喜欢用类比论证，因为马车有左右两个轮子，鸟有两个翅膀都缺一不可，所以治理国家同样也是一文一武缺一不可。并且这种论证常常能说服别人。
前一本书《简单的逻辑学》强调逻辑学的最大意义是发现真相。这本书强调逻辑学帮人明辨是非。前者注重把握真实客观规律，所谓事实判断，后者强调价值取向的正确，所谓价值判断。
作者开篇论证了，真善美的关系，“真”是实现“善”和“美”的必要条件，没有“真”不可能实现“善”和“美”。
作者说，古往今来，只有极少数人在极少时间以内逼近真理。最大多数的人在他们大多数的时间内过着受神话、传说、权威、禁令、口号、标语、主义、偏见、宣传、习俗、风尚、情绪等力量的支配的生活。这里真理常常穿上“真理”的伪装出现。不知者以为这些力量的确是真理，并且持之甚坚，甚至不惜粉身碎骨来维护或求其实现。其实，力量不一定是真理，较多情况下，力量离真理甚远。在知识丰富和神志清明的人看来，那为维护或实现这些力量而粉身碎骨的人众，并不比飞蛾扑火高明多少。
很明显作者在19世纪40年代带着很强烈的启蒙色彩，试图用逻辑学启蒙民众，给当时的旧社会注入理性。
接下来作者讲了7个逻辑谬误，第一个就是诉诸群众，可见当时流行“多数赞同即真理”。关乎众人利害得失应当诉诸多数，而有关知识的真假对错不能诉诸多数。作者说，近几十年来，群众煽动家、极权地区的群众玩弄者，有意将真假问题和利害问题混为一谈，不分青红皂白把真假问题诉诸多数，这么一来，是非就乱了，然后趁机浑水摸鱼。
诉诸权威，作者吐槽当时的中年人喜欢拉权威学说做靠山，来为真理背书。
诉诸暴力，这一节作者论述的有趣。未经粉饰，未经建构的暴力其力量有限且不长久。没有借任何标语口号来杀人越货的土匪便是这类。但是当流寇打起杏黄旗子说“替天行道”就是一种建构了，有了这一建构，杀人杀的比较理直气壮。因为“替天行道”是一个崇高政治伦理建构之下的产品，他们的暴力与这一崇高的产品结合，暴力也崇高了。
革命暴力的建构化常以新形态出现，讲“革命纪律”，讲意识形态，讲主义。。。这些东西常常把一般人的头脑套住，使一般人的心思在其中打圈子，于是把由暴力撑起的革命权力视为无上的“唯一真理”。这种暴力被建构掩饰，更不是一般人看得穿的。所以，一般人为这类建构的花样所迷。
作者说，专制暴力好似“远年花雕”，革命暴力则像一罐“茅台烈酒”。前者喝到嘴里温和一些，后者则辣嘴。可是，二者无论怎样不同，都是问不得老底子的。假若有人盘问老底子，就暴力临头。二者各自说了许多“道理”，但暴力是最后的论据。
逻辑学家都这么犀利直白，一言指出对方的的切实要害和真实身份，不被当权者喜欢看来有其原因。
诉诸怜惜，就是诉诸同情。一个青年杀人了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。如果有人说他老母在堂，平时侍母至孝，若将其处死，必无人奉养，情至可悯。在传统社会里，很容易博得同情，可获减免。
人身攻击，宣称对方“无气节”、“寡廉少耻”，无论对方说的多么合乎真理，也没人听。作者说再往前五六十年得宣称“忤逆不孝”更有效。
以自我为中心，把自己幻化的不同反响，鄙视属于他人的一切。这些想法还常常穿上哲学的法衣。
作者说，乡间的老太婆有的终身足不出一乡。她们总以为她乡间的鸡是世界上最美丽的，自己养的猪是最肥的，门前的山是最高的。作者主要揶揄当时还部分流行把外邦视为“蛮夷”的思想。
过分简单，真正有说明的道理，很少有简单的。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，也很少有简单的。但对于过分复杂的程序和建构，一般的感到不耐烦。大家喜欢简单而又急切，于是口号，标语，主义，教条，理想。。。。大量上市。然而，廉价的商品被证明没有实用价值时，跟着来的便是失望、幻灭、沮丧。
接下来作者做了一个恰当的转折。
心理成熟的人知道真理是辛劳的产品，真理不一定惊世骇俗。要能获得真理和解决问题，只有切实用脑用手从事研究科学。
后续三个章节都在讲科学的方法，虽然7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常识，或者说共识。大家早已把“科学的好”，设置进了大脑直觉，不假思索的直接调用。但在当时作者还需要论证科学方法本身的好。
作者说，借着逻辑解析的方法我们可以知道，科学方法是能够产生可靠知识的唯一方法。致于神学、形而上学、神秘主义、直觉、和辩证法这一路东西，显然都和科学方法大相径庭。
作者论述如下，黑格尔说历史的发展复合正反合途径。没有任何科学告诉我们什么是正，什么是反，什么是合。没有任何科学能证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合于德意志人的。
逻辑学家出身的哲学家都对黑格尔的“正反合”理论不感冒，上一本《简单的逻辑学》作者也是。后者批判这些不合现实逻辑的想法，能体现其人的思想状态—充满幻想的一厢愿。
后面他也蛐蛐了柏拉图。
他针对以下论点进行反驳，“科学只能记录经验现象，不能说明经验现象。因此，现象之外的实在世界也就是非科学之所能及。”
这些问题，一方面是名词之争，一方面是价值判断。自柏拉图以来，许多人将可观察的东西看得很轻，而将心灵的建构看得很重。当然，浸透于这一价值判断背后的，尚有一情感成分。有人好追求那“永恒不变的世界”。他们把“眼前可见的世界”看作浮云。
作者摆烂说，如果我们要玩弄命名的自由，那么，我们要说凡存在于宇宙之间的都是虚幻的，我们认为感觉世界是虚幻的，可思议的形式同样是虚幻的。科学不研究“实在”，也不研究“现象”，它只研究可经验项。